隋朝(581年—619年)享國時間雖不長，卻是中國歷史上重要的承上啟下的大一統王朝。公元589年，隋滅陳，統一中國，結束了西晉末年以來長達近300年的分裂局面。隋朝開鑿大運河，重開絲綢之路，開發西域，促進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

恢復與西域的交往

張騫出使西域開辟絲路，漢朝為維護絲路通暢，設西域都護府管理西域事務。然而經歷魏晉南北朝的分裂動亂，西域漸次游離于中原政權的控制。

隋朝建立后，在北方和西北方面臨強大的突厥，阻斷了經河西走廊通西域的道路。以今青海地區為中心，出現了吐谷渾政權，通過此地與西域的聯系也被阻斷。隋朝在邊疆政策和對外交往中逐步表現出積極進取的姿態，主張友好交往和貿易往來。隋朝有兩次重要的外交活動。

一是派韋節、杜行滿等人出使中亞各國。《隋書·西域傳序》記載：“煬帝時，遣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使于西蕃諸國。至罽賓，得碼碯杯；王舍城，得佛經；史國，得十舞女、師子皮、火鼠毛而還。”

二是派人出使波斯。波斯在今伊朗一帶，大約大業六年（610年）李昱到波斯，波斯的使節隨之而來。其時波斯的首都在泰西封，即今伊拉克境內巴格達東南32公里處，濱底格里斯河左岸，當迪亞拉河河口，可知李昱的足跡已達兩河流域。

南北朝以來，由于中原戰亂，西域使節和商隊往往落腳于河西走廊的張掖，張掖一時成為國際貿易中心。

對此，《隋書·西域傳序》記載：“帝復令聞喜公裴矩于武威、張掖間往來以引致之，其有君長者四十四國。矩因其使者入朝，啖以厚利，令其轉相諷諭。大業年中，相率而來朝者三十余國，帝因置西域校尉以應接之。”

大業三年(607)，煬帝到恒岳祭祀，西域十余國均來助祭。煬帝西巡至河西走廊，駐蹕燕支山，高昌王麴伯雅、伊吾的吐屯設（相當于監督官）以及西域27國的國王、使者都在道旁拜謁，盛況空前。

為了加強對西域及各方使節和商人的招徠，隋朝在機構設置上加以改創，除設置西域校尉外，還設立了四方館，四方館設“東夷使者、南蠻使者、西戎使者、北狄使者”，分別“掌其方國及互市事”（《隋書·百官志》）。每個使者署在綱紀、監管、互市等方面分工明確，各司其職，運轉順暢。這種貿易管理機構的出現是經濟發展的需求，也直接反映出當時貿易的昌盛。

分化突厥，征服吐谷渾，打通絲路交通

裴矩認為突厥強大，不是一下子能夠消滅的，只能采取離間分化政策。東突厥沙缽略可汗歸附隋朝，試圖借隋朝之力滅西突厥，但隋朝并不支持他們，兩存之，使之互相牽掣，從而減輕了對隋朝的壓力。

東突厥都藍可汗繼位后，他的妻子大義公主為北周宇文氏之女，鼓動都藍可汗出兵攻隋，又暗中聯合西突厥。裴矩建議煬帝遣人出使東突厥，揭發大義公主與侍從私通一事，勸說都藍可汗懲治大義公主。長孫晟出使東突厥，后大義公主被殺，從而清除了東突厥內部的反隋勢力，阻止了東、西突厥的聯合。

西突厥地處阿爾泰山以西的廣大地區，曾一度非常強大，后因與東突厥數次征戰，屬國多叛，至處羅可汗在位時已出現危機。處羅可汗思念居住在長安的母親，隋朝就派遣使者崔君肅前往，成功說服處羅遣使入貢。

然而度過危機后，處羅對隋朝的態度又發生了變化，不愿臣服。這時，依附于處羅的射匱遣使來求婚。射匱是西突厥前大可汗達頭可汗的孫子，本應繼承汗位。裴矩建議“厚禮其使，拜為大可汗，則突厥勢分，兩從我矣”（《資治通鑒》卷181）。這個計策，致使射匱擊敗處羅成為可汗，此后射匱及其繼任者與隋朝乃至后來的唐朝都保持著友好關系。

吐谷渾地處今青海、甘肅一帶，這里是東西方交往的通道，在河西走廊戰亂動蕩時是溝通中原地區與西域的樞紐。

隋朝建立后，吐谷渾屢屢寇掠西部邊境。裴矩認為“吐谷渾易可并吞”，當鐵勒部遣使來降時，裴矩就鼓動他們襲擊吐谷渾，煬帝同時派兵出擊，一舉擊潰吐谷渾。

從此，“自西平臨羌城以西，且末以東，祁連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隋書·西域傳》）的土地歸入隋朝版圖，隋在此設立西海、且末、河源、鄯善四郡，并徙赦罪犯到此屯戍，絲綢之路達到前所未有的興盛局面。

據記載，當時自敦煌出發西行至“西海”有三條路線，終點都是“西海”。但“西海”分別指地中海、波斯灣和印度洋。絲綢之路的暢通促進了隋朝與中亞、西亞乃至歐洲諸國的交往，為后來唐朝絲綢之路的繁榮打下了基礎。

舉辦“世博會”，吸引各方商人

隋朝積極拓展與西域的貿易往來，宣揚隋朝的文明、富庶與包容，許以厚利，吸引了西域商人絡繹不絕來到長安、洛陽。

為了招商，隋朝舉辦過兩次具有“萬國博覽會”性質的活動。大業五年（609）六月，隋煬帝西巡河右，駕臨張掖，御觀風行殿，“盛陳文物，奏九部樂，設魚龍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設于殿上，以寵異之。其蠻夷陪列者三十余國”（《隋書·煬帝紀》）。

當時參加這一盛會的有北方游牧民族、西域和東北亞各政權和中亞各國。這次活動的重要內容是“盛陳文物”，向“三十余國”展示隋朝的產品。

大業六年（610），朝廷邀請各番部落酋長、使節、胡商齊聚東都。東都有豐都、大同、通遠三個大市場，這三市的飲食店肆都設置帷帳，擺著豐盛的酒席，派掌管番邦的官員帶領胡商到此從事貿易。凡胡商所到之處，店肆都邀其入席，至酒醉飯飽方離去。

隋朝商家把最好的商品展示出來，把美麗的絲綢纏繞在路旁的大樹上，一條條商業街花團錦簇，美不勝收。

在開展商業活動的同時，又舉辦異彩紛呈的娛樂活動，在端門街舉辦盛大的百戲表演，“戲場周圍五千步，執絲竹者萬八千人，聲聞數十里，自昏達旦，燈火光燭天地，終月而罷”（《資治通鑒》卷181）。目睹此景，各方來者艷羨不已，贊為“神仙之地”。

這兩次博覽會通過彰顯隋朝的文明和富庶，吸引了更多周邊民族和域外商人的到來。由此可以看出，這是一種非常超前的商業智慧。如今世界上盛行的世界博覽會，具有同樣的性質。隋代在洛陽舉行的貿易盛會，可以說是當今世博會的雛形。

隋朝經營西域的歷史意義

隋朝通過招撫、使節往來與西域建立了良好的關系，保證了絲綢之路的暢通，使中西交往呈現新氣象。貿易活動也促進了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吐谷渾之地和河西走廊宜于養馬，隋朝便在其地設置牧馬監，年養馬量超10萬匹，隋朝的軍馬基本上由河西、隴右供應。

隋朝初期土曠民稀、貧窮落后的河西、隴右地區，到了唐朝一躍形成“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的局面（《資治通鑒》卷216）。

繼征服吐谷渾，將青海及其周邊地區歸入中央王朝版圖后，隋朝還遣兵征服林邑、契丹，鞏固和發展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格局，在民族融合進程和中華民族發展史上具有重大意義。

隋朝還派人出使南海國家赤土，發展與東南亞等國的關系，當時南海20余國與隋朝建立友好關系。

積極的外交活動促進經濟貿易的發展，中國的絲織品源源不斷地進入中亞、西亞，中原先進的生產技術傳到了西域；域外的良馬、葡萄、珍寶、醫藥、香料等物產也進入中原。中原地區的儒家思想、禮儀教化、典章制度等通過官方和民間的交流，在西域廣為傳播，隋代中原文化為周邊民族所仰望。

大業三年（607）東突厥啟民可汗入朝時，見中原文物之盛，“見而慕之，請襲冠帶”。歸國后他上表自稱“至尊臣民，愿帥部落變改衣服，一如華夏”（《資治通鑒》卷180）。大業八年（612）高昌王麴伯雅迎娶華容公主，“觀禮容于舊章，慕威儀之盛典”，下令高昌國內改革風俗，“襲纓解辮，削衽曳裾，變夷從夏，義光前載”（《隋書·西域傳》）。

隋朝以開放和包容的態度接納外來文化，中國與印度、中亞佛教交流也日趨繁榮。隋代高僧達摩笈多就曾于敦煌游歷，彥琮也因記錄達摩笈多游歷西域的見聞著《大隋西國傳》。隋朝時期發展起來的天臺宗、三論宗、律宗等宗派，大師輩出，著述頗豐。

自北朝時已經傳入中國的古波斯祆教繼續流傳，隋在鴻臚寺中設“薩寶”（祆教的祀官）。信奉祆教的胡人不但入住京城，也散處諸州，立有祆祠。西域音樂舞蹈也在中原地區流行，隋朝設立禮樂時“華戎兼采”，宮廷的九部樂中就有龜茲、疏勒、安國、天竺等樂舞；西域舞蹈在宮廷和民間也是盛極一時，到處傳習……

隋朝經營西域，促進了中西之間的經濟貿易和文化交流，將自漢武帝后逐漸衰落的絲路貿易推向又一個高峰。代之而起的唐王朝繼承了隋朝開創的局面，推動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中西文明交流互鑒進一步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