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的生態環境是人類生存發展的根基，生態環境惡化會直接影響文明興衰。從世界歷史的維度來看，只有“生態興”才能“文明興”，人類文明發展史就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史。但隨著民眾生態觀念覺醒和環保意識增強，曾幾何時人類走進了另一個極端——盲目追求森林面積增加和“不講章法”地造林營林。那時鮮少有人停下來思索過這樣的問題：縱使森林再珍貴，若不考慮與自然環境及社會需求的和諧而盲目擴張，是否過猶不及？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森林生態環境與自然保護研究所研究員王彥輝就認識到了這一點——2005年，他提出了一個與大眾認知“有些差異”的理念：造林需考慮水資源承載力，營林需滿足社會需求，森林并不是越多越密越好。之后，他便開始探尋這條嶄新的生態發展道路，力求在山川湖海譜寫的協奏基調之上，實現“舉目千重秀，處處如丹青”。

林水和則生態和

生態環境保護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事業，相關理論研究也自然是個漫長的過程。為了探索心中的林水協調多功能管理之道，王彥輝在這一領域已深耕20余年。他坦言，在這期間有過野外研究風餐露宿的困難，也有過研究目的不被理解的無奈，更有過突發意外遭遇車禍的危險，但他的初心始終未曾動搖，他堅信時間總不會辜負奮力拼搏的人。

▲王彥輝在森林經營國際培訓班授課

1977年，中斷10年的高考制度恢復，改變了無數人的命運，也包括王彥輝。雖然他走入北京林業大學有些陰錯陽差，但入讀專業卻是他心之所向，只不過彼時的他單純地以為“林業與木工有關”。雖然此后學習的水土保持專業與自己之前的想象有些差別，但這并不影響他對林業迸發出熱忱。在那個大學生還很稀缺的年代，他已憑執著拿到了碩士文憑。

1985年，王彥輝正式入職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以下簡稱“林科院”）。雖然收獲了一份穩定的工作，但他也深諳肩上的重擔與科研的艱辛，因而他從未放棄對自己的嚴格要求。當1990年拿到國家公派留學資格的時候，他無比珍惜這個機會，在突擊學習一年德語后前往德國哥廷根大學林學院土壤和森林營養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從此結緣酸沉降危害和森林生態系統研究。在5年多的學習時間里，他采集分析了5000多個水、土和植物樣品，獲取基本數據15萬～20萬個，建立了基于反應機制的濕度溫度影響有機質分解的數學模型，發現了高含銨量的酸性土壤在極端干旱條件下也可揮發氨氣的酸化機理，提出pH值降低會使陽離子的可浸提量增大，即土壤酸化會促進營養元素淋失和有毒離子出現。盡管憑借敏銳的科研洞察力他斷定，酸雨危害作為林業研究重點的時代將會改變，但這并不妨礙他從多年研究中提煉出氣候環境影響與土壤化學性質的相關知識，為其后開展的林水關系及森林多功能管理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

1996年年末，王彥輝歸國回到了林科院繼續研究工作。作為森林水文學科的科研帶頭人，他將我國廣大干旱半干旱地區的林水關系與多功能協調管理作為研究發力點，以攻克科技難關和服務國家建設為己任，帶領團隊多年堅守在“苦甲天下”的寧夏固原和甘肅等地，進行水分等環境因子驅動森林植被結構動態、森林植被結構影響水文過程和產流功能、森林多功能管理等方面的多過程、跨尺度的綜合研究，致力于突破旱區林水矛盾瓶頸，促進林水協調的多功能管理，推動我國林業發展方式轉入提高質量和增強功能的新階段。

在寧夏六盤山區，王彥輝帶領研究團隊建立了國家林業局六盤山森林生態定位站，在半濕潤的香水河小流域和半干旱的疊疊溝小流域，以及源于六盤山的涇河流域等地開展森林生態水文和多功能管理研究，發現造林會不同程度地減少年徑流，因此提出干旱缺水區林業發展必須同時考慮水資源限制和水資源影響，將此作為林業發展和森林管理的首要考量指標，這是促進后來我國林業發展思路重大轉變的一個學術觀點。為了提供相關技術支撐，他們取得了黃土區流域森林覆蓋率影響年蒸散量、林分結構影響林地產流的統計關系等一系列研究成果。腳踏實地的同時，王彥輝也沒有忘記仰望星空，他認為，森林多功能管理是新時代對林業發展和生態建設提出的新考卷，若想破題眼、拿高分，還需持續不斷地思考與求索，這也是王彥輝行路至今卻仍能堅守圖強之心的根本原因。

生態興則文明興

我國目前仍是一個缺林少綠、生態脆弱的國家——森林覆蓋率遠低于全球31%的平均水平，人均森林面積僅為世界均值的四分之一。而我國的母親河——黃河，其流域整體的生態問題則更加嚴重，突出表現為土壤侵蝕劇烈、水體淤積嚴重、氣候干旱少雨、水資源非常缺乏等，這極大限制了區域發展。對于林草管理部門和研究人員來說，需盡可能多地恢復森林植被覆蓋，以減少土壤侵蝕和荒漠化危害；同時盡可能多地提供各種各樣的服務功能和維持區域供水安全。

▲王彥輝（中）陪同奧地利專家在寧夏六盤山考察

然而，黃河流域和黃土高原的水資源承載力低是提高森林覆蓋率的突出限制。一方面是立地干旱限制著造林后的成活和生長，有些干旱立地上造林很難保證成活，即使成活后也會因土壤干化而逐漸變為低質低效的“小老頭樹”；另一方面則是超出水資源承載力的干旱地區大規模造林（包括高覆蓋度、高生物量的人工草地）和高密度營林都會導致產水量大幅降低，從而影響當地和下游的生產生活用水安全及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也會在林分（群落）、小流域、流域等空間尺度上因為過分耗水、生物多樣性減少、森林穩定性降低等影響生態服務功能的整體價值。總而言之，未來的森林植被恢復與管理必須滿足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國家重大戰略需求。但黃河流域的山水林田湖草系統治理與南方濕潤地區很不相同，必須首先考慮干旱缺水對森林植被恢復的限制，以及森林植被恢復與管理對區域和流域供水安全的影響，探索在滿足水資源承載力要求、盡量減少植被生態耗水的前提下提高森林植被整體服務功能的技術途徑。“這將是個非常艱巨的系統工程。”王彥輝說。

然而不管任務多么艱巨，生產實踐總是需要理論基礎和技術支撐。因此，在融合多年研究成果和歐洲“近自然林業”技術的基礎上，他和研究團隊率先提出了林水協調多功能管理的實現路徑和實用技術，尤其六盤山區華北落葉松林的多功能林分結構調控目標和經營措施等，一定程度地解決了黃土高原旱區林業發展面臨的“為啥造、造多少、在哪造、造什么、怎么管”等突出問題。他堅信，我國林業發展的長期任務仍將是擴大森林面積、提高森林質量、增強生態功能，而且增強生態功能的要求只會越來越高，這就需要面向功能需求來提高森林質量和加強森林管理，走以增強整體功能為導向的多功能林業發展道路。

2019年9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站在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高度，提出了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國家重大戰略，這不僅指明了生態文明之路，也擘畫了美麗中國的宏偉藍圖。為滿足國家重大科技需求，王彥輝將和林科院同仁一起繼續在黃河流域和黃土高原深入研究森林植被的提質增效理論與技術，不僅要堅持多年形成的“因害設防、適地適樹”原則，更要提升到“以水定產、功能最佳”的林水協調多功能管理的新高度，還要在堅持科研的同時注重有關技術培訓與示范推廣，努力提高林草業發展水平及促進其對實施黃河流域國家戰略的貢獻。

“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這一論斷科學回答了自然生態與人類文明的關系，深刻揭示了兩者命運與共、興衰相依的規律。“我們身處‘離自然最近’的研究者行列中，更要循此法則，做到以共存之道，沃自然之木。”王彥輝堅定地說道。